慈善是一项需要创造力的事业

myubin

今天布莱尔先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与我们一起讨论公益教育的发展。在场的300多人在这里见证了中国和英国，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公益教育，共同推进这个产生更多公益领袖的时代。请问布莱尔先生对中英两国在慈善方面的交流与学习有什么看法？ 　　布莱尔：在推进慈善公益事业上，英国在很多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还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跟着英国做，而在于能否比英国做得更好，而且具有中国特色。在此我向中国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中国需要创造一个社会空间，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可、认同慈善的重要性，以及慈善所带来的益处和贡献。因为很多人可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并不是不想做慈善，而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确定自己做慈善之后，能够产生什么样良好的影响和结果，会有我捐的钱能否真的为一些人带来益处的疑问。所以中国要在社会上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营造有利于慈善的氛围。老实说，在英国我们依然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第二，在慈善领袖方面，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像比尔·盖茨或者李连杰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创建基金会。另一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有创意，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实际工作是由那些组织、那些企业领导人所做的。他们需要培训，以确保慈善事业取得成功。 　　慈善事业的开展非常困难，因为有些时候一切要从零开始做起。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创建一个完善的慈善事业的架构，能够使那些有关慈善的创意顺利地付诸实践，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良好的效果。 　　有很多事情确实需要政府来做，比如巩固国防、制定法律法规以及建立医保系统等等，这都是政府的责任，没有任何企业或者是NGO能够比政府做得更好。但是在社会领域的很多方面，政府的反应速度可能会相对滞后，而慈善机构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那我们的研究院可以做什么呢？应该不仅仅是来研讨如何培养慈善领袖、创建良好的理念，而是要帮助领导人进行培训，以使那些领导人的想法能够具体地实行，在社会里面更好地进行具体的慈善工作。所以说，我们有很多技术、经验等，都需要学习。 　　这就是 “社会企业家”精神。不只是在社会上做一些事情，而是按照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运作，更富有创新性，更具有创意。因此，我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有理念，还要有具体的实行计划。我们在英国这样做了，在中国肯定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说，中国并不需要跟着英国的步伐走，赶上英国的慈善事业，而是吸取我们的教训，中国是完全可以超过我们的。 　　问题：要做公益的领袖，行动能力非常重要，要把教育转化为行动能力、领导力，同样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提高行政的行动能力、研究的行动能力和教育的行动能力呢？布莱尔先生在执政期间对此有何体会？ 　　布莱尔：在我任职期间，我认识到，慈善是一项非常需要创造力的事业。也就是说，你有了某个创意之后，决定要做一些事情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比如说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一定要有一个人、一个领袖，他非常具有创造力，能够基于这个创意建立一个社会企业，然后在为这个社会企业融资之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非常困难的，实行起来很不容易。并不是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成功的，失败者不乏其例，所以还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当然也有一些领导人，他们经验丰富，做得很成功，我非常信任他们。因此当我卸任后，我就开始做基金会。一共有三个基金会：一个是关于宗教的，第二个是关于非洲的，第三个是关于推动体育活动的，尤其是为青少年，为那些受社会歧视，或者有困难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体育活动。非常幸运，每个基金会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人，他们都很敬业，在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的特质就是富有创意。我认为这些社会机构的领导人，他们既像是艺术家，又像是成功的商人。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还要有强劲的创造力，能够跳出他原有的思维框架，产生出更好的创意，从而推动社会发生改变。这也正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慈善家，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原因所在。 　　在英国，现在有一些慈善机构，从零开始，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建立基金会。他们已经发展成非常大的机构，其很多行动是非常具有创意的。所以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是的，我在任的时候，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那些实际的工作是由在政府之外的人，或者是说其他人做的。这不是首相一个人的事，这也是慈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政府和私营机构，所做的工作完全不同。这些社会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在这方面的创意做得非常好。我相信，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具有创意的社会企业的负责人。 　　作为政府，作为首相，要给他们适当的激励，帮助他们的企业更好地成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做得更好。 　　问题：如何通过公民教育来培养未来的公益领袖？ 　　布莱尔：我们在学校里开展公益教育课，还教授年轻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他们的利益和机会。我们发现，尽管我们非常努力地从政府这一块来提供公民教育，但同时有一些社会企业、宗教机构、社区机构，在这方面教育项目做得比我们更好。因此政府和社会相关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就达成了某种默契。 　　从我们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还是英国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关于慈善的理论，或者是那些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对社会的责任、更好地从事奉献的观念等等，所有这些历史文化，都蕴含着对公益理念的传承。历史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慈善并不只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我总是认为，一种社会治理我们要说它好不好，要看它能否对社会中的所有人一视同仁。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够这样。我们曾经实行的一个项目是帮助年轻人，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公民责任。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最后我们发现，其他的组织甚至比政府做得还好。对于中国的公益事业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问题：今天会议讨论的是“中国公益教育”的问题，我们要培养领导人，但是我们的资源很短缺。今天得到了一个建议，就是建立“全球公益教育网络”，利用国内和国际的资源，包括英国教授的资源，来弥补中国的不足。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战略，不知道布莱尔先生怎么看，布莱尔先生有没有可能将来在方便的时候，支持这样的战略，或者参与一定的活动。 　　布莱尔：非常好的一个提议，我们未来应该在北京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将来在中国召开一些大型国际性论坛时，也应把慈善列为议题之一。一方面，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经验可以分享。另一方面，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区组织，所从事的公益事例也很不同。很多人所做的慈善工作，还没有获得认同，我们也还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对那些来自海外不同地方的机构，应该告诉他们，在中国的慈善事业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会发现事实上他们对中国的慈善事业非常感兴趣。 　　刚开始在英国做慈善事业的时候，我获得的第一个经验是，我真的发现了一些以前我没有发现的东西：英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教育，很多方面在变革、在发展。所以我认为，这个论坛可以让慈善界更好地了解在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于此，我非常高兴，这就是我此次来北京的目的。同时，我也希望英国和中国的公益组织能够加强联系，共同推动中英公益学术力量及社会组织队伍的交流与合作。

     问题:今天布莱尔先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与我们一起讨论公益教育的发展。在场的300多人在这里见证了中国和英国，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公益教育，共同推进这个产生更多公益领袖的时代。请问布莱尔先生对中英两国在慈善方面的交流与学习有什么看法？

　　布莱尔：在推进慈善公益事业上，英国在很多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还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跟着英国做，而在于能否比英国做得更好，而且具有中国特色。在此我向中国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中国需要创造一个社会空间，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可、认同慈善的重要性，以及慈善所带来的益处和贡献。因为很多人可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并不是不想做慈善，而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确定自己做慈善之后，能够产生什么样良好的影响和结果，会有我捐的钱能否真的为一些人带来益处的疑问。所以中国要在社会上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营造有利于慈善的氛围。老实说，在英国我们依然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第二，在慈善领袖方面，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像比尔·盖茨或者李连杰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创建基金会。另一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有创意，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实际工作是由那些组织、那些企业领导人所做的。他们需要培训，以确保慈善事业取得成功。

　　慈善事业的开展非常困难，因为有些时候一切要从零开始做起。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创建一个完善的慈善事业的架构，能够使那些有关慈善的创意顺利地付诸实践，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良好的效果。

　　有很多事情确实需要政府来做，比如巩固国防、制定法律法规以及建立医保系统等等，这都是政府的责任，没有任何企业或者是NGO能够比政府做得更好。但是在社会领域的很多方面，政府的反应速度可能会相对滞后，而慈善机构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那我们的研究院可以做什么呢？应该不仅仅是来研讨如何培养慈善领袖、创建良好的理念，而是要帮助领导人进行培训，以使那些领导人的想法能够具体地实行，在社会里面更好地进行具体的慈善工作。所以说，我们有很多技术、经验等，都需要学习。

　　这就是 “社会企业家”精神。不只是在社会上做一些事情，而是按照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运作，更富有创新性，更具有创意。因此，我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有理念，还要有具体的实行计划。我们在英国这样做了，在中国肯定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说，中国并不需要跟着英国的步伐走，赶上英国的慈善事业，而是吸取我们的教训，中国是完全可以超过我们的。

　　问题：要做公益的领袖，行动能力非常重要，要把教育转化为行动能力、领导力，同样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提高行政的行动能力、研究的行动能力和教育的行动能力呢？布莱尔先生在执政期间对此有何体会？

　　布莱尔：在我任职期间，我认识到，慈善是一项非常需要创造力的事业。也就是说，你有了某个创意之后，决定要做一些事情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比如说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一定要有一个人、一个领袖，他非常具有创造力，能够基于这个创意建立一个社会企业，然后在为这个社会企业融资之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非常困难的，实行起来很不容易。并不是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成功的，失败者不乏其例，所以还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当然也有一些领导人，他们经验丰富，做得很成功，我非常信任他们。因此当我卸任后，我就开始做基金会。一共有三个基金会：一个是关于宗教的，第二个是关于非洲的，第三个是关于推动体育活动的，尤其是为青少年，为那些受社会歧视，或者有困难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体育活动。非常幸运，每个基金会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人，他们都很敬业，在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的特质就是富有创意。我认为这些社会机构的领导人，他们既像是艺术家，又像是成功的商人。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还要有强劲的创造力，能够跳出他原有的思维框架，产生出更好的创意，从而推动社会发生改变。这也正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慈善家，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原因所在。

　　在英国，现在有一些慈善机构，从零开始，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建立基金会。他们已经发展成非常大的机构，其很多行动是非常具有创意的。所以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是的，我在任的时候，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那些实际的工作是由在政府之外的人，或者是说其他人做的。这不是首相一个人的事，这也是慈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政府和私营机构，所做的工作完全不同。这些社会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在这方面的创意做得非常好。我相信，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具有创意的社会企业的负责人。

　　作为政府，作为首相，要给他们适当的激励，帮助他们的企业更好地成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做得更好。

　　问题：如何通过公民教育来培养未来的公益领袖？

　　布莱尔：我们在学校里开展公益教育课，还教授年轻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他们的利益和机会。我们发现，尽管我们非常努力地从政府这一块来提供公民教育，但同时有一些社会企业、宗教机构、社区机构，在这方面教育项目做得比我们更好。因此政府和社会相关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就达成了某种默契。

　　从我们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还是英国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关于慈善的理论，或者是那些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对社会的责任、更好地从事奉献的观念等等，所有这些历史文化，都蕴含着对公益理念的传承。历史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慈善并不只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我总是认为，一种社会治理我们要说它好不好，要看它能否对社会中的所有人一视同仁。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够这样。我们曾经实行的一个项目是帮助年轻人，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公民责任。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最后我们发现，其他的组织甚至比政府做得还好。对于中国的公益事业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问题：今天会议讨论的是“中国公益教育”的问题，我们要培养领导人，但是我们的资源很短缺。今天得到了一个建议，就是建立“全球公益教育网络”，利用国内和国际的资源，包括英国教授的资源，来弥补中国的不足。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战略，不知道布莱尔先生怎么看，布莱尔先生有没有可能将来在方便的时候，支持这样的战略，或者参与一定的活动。

　　布莱尔：非常好的一个提议，我们未来应该在北京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将来在中国召开一些大型国际性论坛时，也应把慈善列为议题之一。一方面，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经验可以分享。另一方面，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区组织，所从事的公益事例也很不同。很多人所做的慈善工作，还没有获得认同，我们也还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对那些来自海外不同地方的机构，应该告诉他们，在中国的慈善事业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会发现事实上他们对中国的慈善事业非常感兴趣。

　　刚开始在英国做慈善事业的时候，我获得的第一个经验是，我真的发现了一些以前我没有发现的东西：英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教育，很多方面在变革、在发展。所以我认为，这个论坛可以让慈善界更好地了解在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于此，我非常高兴，这就是我此次来北京的目的。同时，我也希望英国和中国的公益组织能够加强联系，共同推动中英公益学术力量及社会组织队伍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