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兼谈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思考

myubin

近日，校图书馆主办的专家讲座活动本学期第二场在曾宪梓楼502成功落下帷幕。本场讲座邀请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汪晖教授做题为《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兼谈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思考》的讲座。

阿Q这个人物形象，自鲁迅先生于创作之初，就为很多人所熟悉，所评论。汪老师说，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讲出新意并不容易。汪教授首先就阿Q这个形象、所描写的现象、写作的动机是否过时的问题作为开场。早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时，太阳社成员钱杏邨，就发表过评论说“死去的阿Q时代”。那么在今天全球化、市场化的时代，阿Q是否早已过时么？

随后，汪教授指出，我们之所以重读阿Q重读经典，是因为鲁迅的作品成为衡量我们自己已经我们这个时代的坐标，它所引起的争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部作品的经典性。因为一个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不仅仅是通过精细的阅读，也包括巨斥，激发重读的欲望。在不断阅读中不断赋予新的意义，不断和我们对话，可称之为活的文本，开放的文本。

     汪晖教授的讲座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阿Q正传》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以及某些思想上的暧昧性进行阐述；然后着重对文本的分析，汪教授的关注点主要是六个瞬间，期翼从中发现一些阿Q觉悟的可能性。最后，汪教授会进一步就鲁迅的生命主义以及阿Q的革命进行阐释。

一． 叙述方法及思想的暧昧性

1.小说的形式

《阿Q正传》是受到受到传统文学的话本文学影响，采用了说书人的全知视角，这种叙述方式在五四新文学中比较罕见，当时的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往往是“主观的、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捷克学者 普实克】。

《阿Q正传》在《晨报》的连载是自1921年12月开始至1922年2月结束，第一期是在《开心话》【通俗小说】上，但到了第二期随着小说的发展，被转移到《新文艺》栏目。这也说明，这部小说虽然表面上与传统小说接近，但内涵上与新文艺的一致性，产生了叙述上的暧昧性。周作人在1923年在晨报副刊当中提到：《阿Q正传》的叙述形式虽然是通俗的，但理解其内涵却并不容易。因为本文实为讽刺小说，即精神虽然是负面的，但并不厌世的，是理想主义姿态的，而这种笔法的来源是国外短篇小说；另外，周作人也提到了国民性问题。但他并非所指精神胜利法、国民劣根性，而是中性意义的“国民性”。他说，鲁迅身上渗透着国人的特点，所以虽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技巧和方法，但由于其本身的国民性，在形式上却不自觉的反应了出来。

2.阿Q的来历

日本的研究当中，认为阿“贵”和鬼谐音，认为阿Q这个形象与鬼有一定关联。在序中提到的“仿佛思想里面有鬼似的”。周作人认为阿Q这个人物形象是“像鬼一样的存在在那里的中国人的‘谱’”“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 自阿Q诞生，很多人喜欢对号入座，所以说阿Q是写出了“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魂灵来”。这种即存在又不存在的性质很像是鬼。

由于民主革命，皇权、等级制度形式上被摧毁，但等级制所造成的效果本身，就像鬼魂一样渗透进社会生活当中，是真实存在的。具有本质，但又没有办法把握和指认。所以说，汪晖教授认为，阿Q写出的，确实是中国现代性的面影，而不是传统的。

《阿Q正传》的正传的写实性，与建立在对人物高度概括基础上的寓言性的表达也造成的其思想的暧昧性。

二． 阿Q生命中的六瞬间

很多评论家就“阿Q是否会成为革命党”进行过评论，其中最著名的是郑振铎先生的批评，他认为“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阿Q这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这一批评引来的鲁迅的反驳。鲁迅试图“画出沉默的国人的灵魂来。”鲁迅自己认为“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将阿Q描写为革命党并不算“辱没”的了革命党“，所以说汪教授认为，阿Q正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和国民劣根性的表达，国民精神中应该包含着这种可能性，阿Q的人格就不是两个了。那么如何从文本中读出这样的线索，即阿Q所具有的革命的潜能，是汪晖教授重点关注的问题。

汪教授指出，阿Q这个人物的特征，在序中就提到，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鲁迅要立正传的这个人，不是不朽的，而是速朽的。因为，按照正史的谱系，这样的人一定是被排斥在外的“本纪”“世家”这样的谱系之外的，将阿Q这样的人为“无”，这种谱系才能得以存在。所以为阿Q立传本身，是革命性的。阿Q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他没有姓名，没有来历，是不存在的人，从“无”当中生出来的。

随后汪教授带领大家回顾了阿Q的全文章节。在第一章序之后，共计有八章，“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

阿Q这样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凝聚了中华民族某些特征的寓言式人物，是个没有办法用自己思想来思考的人，一直按照从古到今的思想来思想，生活在幻觉和为自己编造的故事当中。汪教授试图通过分析阿Q身上瞬间反应，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寻找可能阿Q觉醒的意思。汪教授特意指出，这种觉醒并不是指并非成为革命者，而是他自我本能的和自己的处境的贴近，而非继续编造的处境。

1. 瞬间之一、二“失败的苦痛”与“无可适从”

阿Q在第二章中，由于赌钱偶然的一次赢了，但是被人打了，钱也不见了。于是无论如何也“忽忽不乐”，这是阿Q第一次感到了失败的苦痛。浅层的突破了不承认失败的国民性。

瞬间之二是被王胡打了之后，觉得“世界变化了”，“他无所适从的站着”。这句简单的话说明精神胜利法失效了,这个片刻是阿Q丧失了自我编故事的片刻，他的感觉和处境之间突然有了关联，这也证明阿Q这个形象是发展中的人格，这一刻有一种无法受自我控制的东西在萌动。

2. 瞬间之三、四：性与饥饿，生存本能的突破

第四章“恋爱的悲剧”中，阿Q在调戏小尼姑后，性的欲望被点燃，找到吴妈喊“我要和你困觉”，在吴妈跑开后，他还是“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愣，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在这一节的后半，鲁迅写了阿Q的健忘，但没有写他的辩护。且在这一章中出现了“造反”这个词。之所以说阿Q“造反”，是因为他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森严的等级秩序，以及阿Q对这个秩序的尊崇，被阿Q的性本能突破了。

到了第五章，“生计问题”阿Q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古怪是指生活脱出了常轨。古怪的原因有三，其一，阿Q打着“赤膊”，感到寒冷，而这是不能通过编故事驱逐的；其二，街上女人对待他态度“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其三，是酒店不再肯赊账给他，也没人叫他打短工了。这种“古怪”是一个契机，是他的本能、直觉与无法自我控制的生理性反应，一个让他无法回到常态的机制。汪教授认为这里有某种东西在萌动。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说书人维持着客观视角，但汪教授认为，到了第五章叙说有了主观化的转变，虽然维持着旁知的叙述方式。甚至有了抒情的意味。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很辽远的。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汪晖教授认为，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风景的出现和对食物的欲求片刻的丧失。其二，出现了“直觉”这个词，阿Q的瞬间觉醒与失败、寒冷、性欲相关联，对自己某种生存处境有了真实的感知，无法再给自己编故事，“直觉”成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但直觉是片刻的，没有上升到意识，意识被精神胜利法控制的。由于生机问题，随后出现了阿Q进城的问题。

3. 瞬间之五，革命的本能和无聊

到“从中兴到末路”这一章之前，阿Q一直在未庄在这个社会视野中展开的，阿Q的与未庄的秩序是相一致的。但第七章“革命”包含了一个叙述上的转换，其契机是阿Q本能的再度觉醒。本来阿Q认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阿Q的“直觉”再次苏醒了：“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但这一快意的精神释放伴随着酒醒而一同消失—阿Q没有想到赵秀才与钱老爷等已经先于阿Q“相约去革命”。阿Q和未庄秩序的短暂分离，很快消失了，又回到旧秩序中去了。阿Q的革命是基于本能的革命，一旦他有了“思想”，本能也就转化为对未庄秩序的重复。

在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准他革命之后的那一刻，“心里涌起的忧愁”，以及“再没有别的路”了。随后，汪教授提到阿Q生命中的第五个重要瞬间：阿Q感到了“无聊”——盘辫子是无意义的，就如同放下辫子来也是无意义的一样。阿Q有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聊”无聊消失是因为他思想了。

这里汪教授引用了鲁迅在呐喊秩序中提到的自己的无聊。指出“无聊”不是对失败的直接的承认，而是对自己所经历事情的意义的彻底怀疑。呐喊中的寂寞是以无聊为前提，无聊是寂寞的根源，寂寞是创造的动力，如果鲁迅没有寂寞感，就不会写呐喊自序。所以说，无聊的否定性，但是藏着某些正面性、肯定性，创造性的潜能，但在阿Q那里瞬间消失的。

4. 瞬间之六，阿Q之死

汪教授在这一部分，着重强调了鲁迅笔下对眼睛的描写。阿Q对饿狼的眼睛回忆以及对死时微观群众眼睛的描写。较之无所适从、无聊，这是一种强烈得多的感觉——在害怕和极端恐惧之下的状态。但正是恐惧赋予了阿Q一种突发的能力，一种区分他的“皮肉”和“灵魂”的能力。“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了。”这时“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精神胜利法构造的自我是自我愉悦的。在恐惧中彻底失效，阿Q感到了灵魂被撕咬的痛楚。

在汪教授看来，一直以来的对《阿Q正传》的评价中的精神胜利法和国民劣根性都只对了一半，阿Q的六个瞬间，都是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是阿Q到底会不会成为革命党的根据、从本文叙述的内部找到的根据。

三． 鲁迅的生命主义和阿Q的革命

1. 生命主义

阿Q的革命动力隐伏在他的本能和潜意识里。本能、潜意识、直觉等等成为鲁迅探索革命动力和可能性的契机。这里，汪先生又引用了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当中所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今是古，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所认为的生命主义的核心就是把生命的价值居于一切之上。生命的本能欲望、本能、潜意识，都可能变成对时代的诅咒，对一切传统、权威和秩序的颠覆。生命主义对于革命是前提性的、基本的，也许并不切源于对另一种秩序的膜拜，而是起源于对生命的尊重。

2. 精神与身体

对于《阿Q正传》的评论，大家普遍的关注点是精神胜利法，但汪教授指出，大家都忘却了鲁迅对身体的关注。通过上面的文本分析，汪教授认为精神胜利法的契机首先是身体的失败，及本能欲望的的无法满足。因为精神胜利法的核心就是将精神和身体进行分离，或者说对身体所处的现状的不承认。所以说，没有对于身体的角度，“精神胜利法”事实上是无从被诊断为病态的。改变心灵的意思在这里其实是重新获得精神与现实的一致——精神与现实的分离、心灵与身体的割裂，是“精神胜利法”的真正核心。

3. 向下的超越

引用了美国学者约翰•亚当•贝克的说法。革命，不同于造反，“而是一场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革命”。“革命不是一个人对权威的抗拒，也不是大多数人对各式各样的权力的不服从，而是在一个宪法的基本原则上的剧烈的、全盘的变化。”也就是说直接的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是社会基本规则和体制的剧烈变化，出现在历史秩序中断的时候。对辛亥革命的批判和不满，来源于对这场革命事件价值的忠诚。一个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中华民国，一个是循环到过去秩序上的中华民国。

阿Q身上的那些瞬间，使阿Q这个人物凭借直觉开始向往一种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于是有了摆脱他人引导的可能性，但这种瞬间不像精神胜利法似的反复出现。阿Q的精神胜利法构成的自我，不是内生的，而是历史和现实规训的结果，内在化的，自动依赖他人引导的状态，政治秩序的变更不能自发的改变这样的状态，没有这样的改变，政治变迁就不能完成，革命无法成为开端，而又回到了鬼的世界。

鲁迅试图抓住这些卑微的瞬间，寻找精神胜利法失效的可能性，激发人们“向下超越”—即向着他们的直觉和本能所展示的现实关系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