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镛先生的故事（二）

myubin

“1939年前后，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还做过团长。参加这个团的同学很广泛。在‘五四’大轰炸时，听说重庆城里防空隧道堵塞发生惨案，死了上万人，我们就跑步进城冒险参加救火、救人，没有什么工具，我们就凭着满腔热情，在火里穿行；居民被压在废墟下，我们就去抢救，记得有的人被拉出来时已经没有腿脚了。那种惨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也难忘记。‘救亡工作团’学习俄国的 “十二月党人”，要接近群众。我们曾组织同学下乡、下煤矿，慰问他们。大轰炸后，还组织歌咏队、话剧队到城里义演，卖票得的钱用于帮助疏散难民，为难民发救济金。之后，在1939至1940年间，我们还募捐办了个刊物叫《新流》，请生活书店帮助刊出了两期。

　　也就在1939年，我与进步同学联系更多了。经济系的石山（靳吉甫）同志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和我单线联系的是中文系的陈维诚同志，我从他那里看到不少延安寄来的小册子。1939年春天，陈维诚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

　　后来，陈维诚通知我说，校内国民党、‘三青团’活动很猖獗，我们要与之抗衡。组织上让我出来负责主办‘中苏问题研究会’，这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开始每隔一星期开一次座谈会，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介绍唯物主义哲学。在会上公开提出‘我们要认识苏联在二战中起什么作用，能否与英美联合反法西斯主义’，当时在校内很受欢迎。

　　每到星期六，我们还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张西曼，与苏联大使馆联系，借苏联影片，在校内露天放电影。还在苏联大使馆的支持下，在沙坪坝举办过苏联人民生活图片展览，虽然遭到国民党党棍们的骚扰、抗议，但是在我们轮流看守之下，还办了三整天，影响很大。

　　‘中苏问题研究会’办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请思想文化界的名人如邹韬奋、沈志远、钱俊瑞等到学校做报告。其中最轰动的就是请周恩来同志做报告。我以个人名义曾写信给他，请他到中央大学来讲当前形势，讲‘中国青年向何处去’的问题，他约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谈。他说：‘我可以去，但是一定要校方领导同意。你去找童冠贤先生吧，他同意了我就去。’我回学校后，就去找童先生，取得了他的同意。之后，我又到曾家岩周公馆去，我看到当时周恩来同志起居生活非常俭朴，还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她出来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周恩来同志到中央大学来做报告的那天，童冠贤先生亲自到校门口去迎接，他们握手时，我看出他们像是很熟悉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童先生和周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时曾一起生活过，童先生曾和我们党有过联系。

　　那是1939年的春天，周恩来同志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那次报告是在中央大学的大饭厅里举行，报告的题目大概是：‘谈谈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他的报告讲得好极了，非常生动，很吸引人，讲了足有两三个小时，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天大饭厅里挤满了人，真是掌声不断，轰动极了！很多年后，在解放初期，有一次周总理到民盟来，那时我是民盟的候补中央委员，我问他是否还记得请他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去做报告的事，周总理含笑回答说：‘记得！记得！’

　　‘中苏问题研究会’的活动，前后约有一年。当时与此有关的外围组织，一是‘社会问题研究会’，另一是‘文学研究会’，我都参与了，但是都不如‘中苏问题研究会’影响大。由于参加的学生很多，我们开会时，‘三青团’想捣乱都不敢，他们只好在门外吹吹口哨而已。以上活动都是地下党组织的，石山同志也参加了‘中苏问题研究会’的活动。党推我出来负责具体工作，可能因为我算是个好学生，在同学中有点影响吧。”
　　　　　　　　　　　　　　　　　　　　　　　　　　　　　———陶先生2001年自述（陆方整理）

　　牛平青（陶大镛先生的夫人）：陶大镛先生1939年就入党了。我们结婚60多年了，以我作为亲人来看，陶先生是个书生气十足的正直的人，他非常刚强、从来不怕打压。

　　　　　　　　　　　　　　　　　　　　　　（二）

　　“到了1940年初寒假时，国民党掀起白色恐怖，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员冯秀藻突然被捕。党通知我们‘中苏问题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说抓人的黑名单上有石山、曾联松等人。不久，石山、陈元晖、周寿臧三人去了延安。当时没有通知我去延安，但是不许‘中苏问题研究会’活动了。校长罗家伦要开除我，是童冠贤先生保了我，说我是个好学生。他找我谈话，叫我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了，要我好好写毕业论文。此后半年中，我白天在重庆大学图书馆，晚上在法学院教室集中精力写论文。我的毕业论文是：《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研究》。

　　当时我很崇拜郭沫若，我也学习甲骨文，论文的第一篇写的是石器时代，以后是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写完第一篇，我送给郭沫若先生看，他很高兴，介绍在当时的《说文》历史期刊上发表，因此，史学界很早就有人知道我。但是论文写完后，交给经济系主任吴干，他看后却不予通过，也不让我参加西南联大的留美庚款考试。之后，童冠贤先生看了我的论文，打了85分，又让我参加了庚款考试。后来听说已考取了，最后却被当时教育部划掉了我的名字。”
　　　　　　　　　　　　　　　　　　　　　　　　　　　　　———陶先生2001年自述（陆方整理）

　　詹君仲（陶大镛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系主任）：陶大镛先生的文笔很好。他看了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启发，就以《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研究》为题，根据大量考古史料写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共十万多字。毕业论文最后送请郭沫若指导，并经郭沫若推荐，在《说文》月刊上发表了其中的两章： 《中国石器时代的生产技术》和《中国金石并用时代的生产技术》。

　　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大镛先生在大学时代所写的论文，初次显露了他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才能，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写作的。他曾说过，人类社会的历史像一根长链，“石器时代、金石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都是这根长链上的一环。”他在论文中分析社会发展过程时，特别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每一种生产工具，代表着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在石器时代，人类只能生活在渔猎社会和游牧社会；到了金属工具发明之后，人类始能踏进一个比较安定的农业社会。所以，生产工具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工具的革命，可以促使人类经济生活的革命”……陶大镛先生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唯物史观的ABC，但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的旧社会，能讲唯物史观，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1940年夏，陶大镛先生在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取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当时，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而研究生的课程与他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格格不入。一年以后，他毅然放弃研究生的学习，前往香港，加入到邹韬奋、沈志远等一批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行列，从事进步文化活动